我在文旅学院（历史系）长期担任研究生导师和研究生党支部书记的工作中，教书育人的工作有一些经验和体会。以下我分三个方面来讲：一、我党的认识和我对自己担任工作的职责的理解。二、以和谐求进步，是我教书育人的思想工作的基本思路。三、共同研究、言传身教，是我指导学生学术进步的重要方法。

　　一、我对党的认识和我对自己担任工作的职责的理解

　　1999 年 9 月 30 日，广西师大在紫园饭店五楼会议室召开了庆祝国庆五十周年座谈会，我被指定代表专家学者在会上第一个发言，我以 “ 毛泽东使我们翻身得解放，邓小平使知识分子的事业走上了辉煌 ” 为题，即席发言了十五分钟。我以自己亲身的体会，说明了没有共产党、毛主席解放军就没有新中国；没有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今天的知识分子就不可能生活得这么好，取得这么多的成就。我发言后，黄介山书记以及几位教授对我说： “ 你发言很好，很感人，你说出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心声。 ” 我的发言，是我出自内心的对党的感情的流露。

　　我出生在 1937 年秋。今年是抗战胜利六十周年。我们不会忘记日本侵略军铁蹄下中国人民的痛苦。我的家就是在日军进攻苏州时被侵略军烧毁的。我父亲生前是中医，因救护避难同胞，中毒而死，年才 21 岁，当时我出生才两个月。在旧社会，我是国难家破中的孤儿。解放后，我以对毛主席、共产党、解放军的无比热爱，立志努力读书，报效祖国。 1961 年 8 月 25 日，我北京大学毕业时，在人民大会堂听了陈毅副总理给首都高校毕业生的报告，陈毅元帅的两番话使我毕生难忘。他说： “ 你们要又红又专。红是政治方向，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是为祖国为人民服务；专是业务知识，只有精通专业知识才能为祖国作出贡献。好像飞机驾驶员，如果不专不红，他就会把飞机开向敌人，叛变祖国；如果只红不专，他驾驶飞机上天，就会失事，机毁人亡。 ”“ 你们大学毕业后，应该到地方去，到基层去，和当地的人民在一起，在当地生根开花，创造自己的业绩。不要自命不凡，不要高高在上，要在实际的工作中创造出业绩。 ” 我觉得陈毅元帅的话也是党中央对新中国大学毕业生的期望。因此， 1965 年我在山东大学研究生毕业后，由于当时广西师院（即今广西师大）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缺人，已通过区教育厅连续几年向高教部申请调配全国重点大学的研究生去支援。山东大学征求我的意见后，我便来到了广西师院（即今广西师大）。我在日记上写着这样一句话： “ 全心全意地献身于广西的教育事业，为广西人民多作贡献。 ” 这一思想我一直没有动摇过。十年前，桂林《社会科学家》杂志内封要我题词，我就把上面这句话写上了。我到广西师大工作已整整四十年了，我的基本思想是：在自己的本职工作岗位多做工作、多作奉献。可以说，我每年、每个时期的工作都是积极肯干的。虽然受了 “ 文革 ” 十年的干扰，但自己的志愿未变。所以，在八十年代前后，与我同时或稍前、稍后来到历史系工作的外省籍教师十几人，基本上都调走了，其中包括我的一位北大老同学和一位山东大学老同学，也在 1982 － 83 年调走了，我毫不犹豫地留了下来。我觉得自己在桂林生活得很好，全体师生很关心我，广西人民需要我继续在这里工作，这里就是我的家了。

　　有了努力做好本职工作的思想，还要有一个正确的自我定位。大家知道，改革开放以前高等学校招收研究生有两个特点，一是不设硕士、博士学位；二是人数很少，要求很严格，宁缺毋滥，是作为导师的接班人来培养的。像我这样有在本科、研究生读九年书的学历，可以说在当时算是最高了，同时我在两各大学读书时也是学习上的尖子。因此，我觉得，自己到广西师院（今广西师大）工作后，应在专业上、再教育科研上发挥作用，这才是自己的最能为祖国贡献力量的地方；我自己觉得我在性格上不适合担任领导工作，如果去争当领导，或许倒反而起不到好的作用，所以四十年来自己除了当了十一年的教研室主任、十四年研究生党支部书记、四年系工会主席、现在的挂名当了研究所所长等为群众服务的基层工作外，从未担任过副处以上的领导职务，别的同志推荐我，我也婉言谢绝了。我几十年来在教学、科研、研究生指导及为群众服务的工作中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证明了我的选择是对的。

　　二、以和谐求进步，是我教书育人的思想工作的基本思路

　　我在 1982 年 1 月任硕士研究生导师， 1984 年 11 月 7 日加入中国共产党， 1990 年 2 月历史系党总支委任我为研究生党支部书记。党总支委任我担任这一工作的考虑是：研究生党支书应该有一位有较高学术成就就并在学生中有一定威信的导师来当，以便更有利与做好工作。我当时已当了八年导师，年纪在五十出头，我很愿意和青年学生交朋友。党总支的意见得到了陈伟芳、钟文典两为老教授的支持。由此我当历史系研究生党支书一直当了十四年，直到去年底才由年轻有为的张坚博士接任，总支继续委任为院研究生工作顾问。我在与研究生交流思想和组织发展工作中的指导思想是：以和谐精神为指导，化解矛盾，纠正错误，学习先进，实现研究生群体的共同进步。最近党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的重要目标。我的理解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群众之间，总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矛盾：一个人成长的道路上，总也不可能一帆风顺，总也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挫折或失误。对于这些在生活中经常发生的问题，如果处理得不好，就会小事变大，产生矛盾冲突。一个单位如果老是意见不一，争我夺，就失去了搞好工作的根本前提。如果已和谐精神处理一切，即使有缺点错误，也尽量通过与人为善、说服教育的方法来处理，既坚持了原则，又团结了群众，大家心情愉快，精神振奋，团结一致，成为创造事业辉煌的前提。这里，我举几个例子来说明。

　　1989 年 “ 六四 ” 事件前后，受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影响，我校研究生中也出现过一些思想不稳定、纪律松驰、师生关系紧张，甚至个别研究生破坏公物的现象。我在 90 年初任历史系研究生党支书后，尽力做好研究的尊师爱生、遵纪守法、树立先进风气的工作，以增强团结和和谐精神。当时历史系的优秀研究生朱从兵等同志带领研究生开展了一场树立维护公物的纪律，这在当时这样做是难得的。一年夏天，王城校区停水，全校教工纷纷到公用水龙头上接水甚或到漓江边挑水。朱从兵等研究生立即到陈伟芳、钟文典老师和我家来，说要给我们送水。我说： “ 我年纪轻一点，不要麻烦你们了。你们给陈、钟两老家送水吧。 ” 朱从兵等同学用自行车带了两桶水送到陈伟芳老脚手架。陈伟芳教授的子女都在外地，就一对老夫妇在家，平常深居简出，当然不会出去提水。正在发愁时，两位研究生把两桶水提上楼来了，陈非常感动。他说，研究生解决了他的燃眉之急，做得真好。这一行动，在当时起了很大的影响，大大改善了师生关系，加强了和谐团结和凝聚力。

　　1994 年历史系本科毕业生中有两女同学因考试作弊没有得到学士学位，一时很痛苦，想不开。在此之前我系只有男生不得学位，女生人数少一些，总是得学位的。在校学位委员会开会时，我也曾为两生说了几句好话（因她们平时学习表现均好），但未得到学位委员会的同意。尽管我并不负责本科生的思想政治工作，但作为一名党员教授，自己有责任在毕业前帮助这两位同学解决思想包袱问题。于是，我约了 94 届一位已考上我的研究生的女同学；请这两位同学一起在 6 月 30 日晚上到伏波山上谈心。我们师生四人围坐在一起，我对这两位女同学说： “ 作弊不管有什么理由，都是不对的、错误的，学校对你们的处理是严格校纪、按纪律办事，也是为了你们以后吸取教训，更好地前进。毛主席说要放下包袱，开动机器。错误已经发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如果带上包袱，成为思想负担，必然影响以后的工作和身体。现在应该面对事实，总结教训，轻装上阵，参加工作后努力工作，创造成绩。那么这一次失误就会变成前进的动力，你们毕业后一定会创造出成绩，有有信心和决心。 ” 两位女同学听后很感动，说一定会记住我的话。她们参加工作后表现很好，受到单位的赞扬。去年该年级举行毕业十周年聚会，我见了在南宁某中学工作的两位女同学中的一任，她谈起十年前的事，爽朗地笑了起来，说： “ 当时想法太幼稚了，这个会结束后我马上参加南宁代表团，到山东等地出差，商量教学改革的大事呢。 ” 看到有如此进步，我也非常高兴。

　　1999 年前后，历史系 97 级研究生中有些同学不太团结，表现为广西籍以外的两各省籍的研究生，因争当学生会干部以及讲话争吵等等琐事，形成派别。当时校党委组织部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信上写明历史系研究生党支部某省籍的支部委员、女研究生某某和班干，男研究生某某在发展党员上搞宗派、任人唯私，这封信我从未看到，只是留在总支书记那里，由总支作了若干调查。我认为：我们不提倡写匿名信，有话可以当面说：但是既然匿名信已写了，就要作调查，如果所写意见是对的，应考虑接受；如果有意伪造事实，应调查处理。当时有不少研究生怀疑匿名信是出于某某、某某等两位同学之手，因为他们两人都和匿名信中提到的两同学关系不好，吵过架，并反对发展他们入党。我认真地考虑了这个问题，觉得要说他们两人写匿名信，没有证据（他们自己否认），而其中一任虽在一年纪时和另一省籍的同学吵过架，但以后表现很好，做论文、社会调查很有成绩，并且再也没有介入同学的纠纷之中；另一同学虽缺点较多，但说他写匿名信也无实据。我认为此事要慢慢调查，应淡化处理为好，闹得不好会发生更大的矛盾，以至不可收拾。后来此事就淡化处理了。现在，其中一位曾当时被怀疑过的同学，参加工作五年来很受领导信任，工作很出色；而真正写匿名信的却是当时表现很好、从来没有而怀疑过的另一位同学。现在想起来，坚持和谐团结，坚持调查研究，在当时避免了一场不必要的矛盾和误会。

　　今年春季，我院一位女研究生和她的导师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大致原因是研究生毕业论文的开题报告没有按导师的意图去写，导师很有意见，不准备给她通过，教研室的其他教师对此也有不同的看法。这样，导师觉得不尊重自己的意见，很生气；研究生感到有巨大的压力，哭了几次。我跟他们两人感到都很好，那位女研究生在本科毕业时还是我指导她写毕业论文的。此事院长和总支书记也出面做了工作，但研究生觉得还有压力，她便多次打电话给我，请求我给她帮助，化解矛盾，增加团结。我在今天 4 月底和该研究生及她已参加工作的两位女同学谈了一次，告诉她在尊重导师的前提下，主动和导师搞好关系； 5 月 14 日又应研究生的要求，我们和他们师生两人在三里店分布南院食堂楼上一起吃了顿饭。我说师生利益是一致的，双方只是有些误会，从此一笔勾销了吧，学生尊重导师意见，倒是努力指导好学生。明年的毕业论文一定会写出优秀成绩的。现在他们双方关系非常好，师生亲如一家了。我也为这事的解决尽了一份力量而感到欣慰。

　　创造和谐，是争取进步，取得成绩的基本条件。这是我的体会。

　　三、共同研究，言传身教，是指导学生学术进步的重要方法

　　培养学生具有独立进行科学研究的能力，是高等学校的一项重要的任务，对研究生来讲更为重要。我指导研究生已二十余年，我的经验是：师生一起共同搞科学研究，言传身教是培养研究生的研究写作能力、科学求实的研究作风，多出研究成果的重要方法。

　　我的成名之作是 1989 年出版的《周代宗法制度研究》，此书当时国家教委在《光明时报》刊登布告为全国 160 多本受表彰的高校研究成果之一，先后获得中央和广西四项奖励。我研究宗法制度始于 1963 年，这本书的基础是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后来经过二十多年的修改，逐渐定型。我最早带领的两名优秀研究生李向平（现任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大学图书馆馆长）、梁颖（曾任广西师大党委副书记，现任广西民族学院党委书记、教授）的毕业论文，也以宗法为研究课题。我们三人一起研究，他们的成果补充了我的书的内容，我的指导开拓了他们宗法研究的方向，师生互补互助，共创了成绩。梁颖同志 1987 年硕士生毕业时的论文的核心部分，为吉林大学《史学集刊》 1989 年第一期，以第一篇带头文章的地位转载，这在当时我校研究生毕业论文中是仅见的。李、梁两位毕业后的工作成绩和我们当时共同研究的基础是分不开的。

　　1992 年至 1997 年，我和梁颖、陈雄章一起指导优秀研究生李庭华、杨一江、陈晓红、李全伟、黄兴球五人和我合作研究写作《广西各民族宗法制度研究》一书，该书是广西承担的国家教委 “ 八五 ” 人文社可规划七个项目中唯一的重点项目，该书 1997 年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后，全国影响很大，北京、上海、吉林、山东、武汉八位著名专家发表数评予以好评。当时参加工作的五位研究生毕业后成绩出色，如李庭华副编审现任广西师大出版社驻邕代表。黄兴球获博士学位后升副教授，任广西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陈晓红现任南宁市良庆区副区长，为现在南宁市六个区中年纪最轻，学历最高的女副区长。当时师生共同研究，促成了共同进步。

　　已故原广西教育厅厅长、广西著名教育家韦善美于 1992 年春邀请我参加雷沛鸿教育思想研究，后来我组织李庭华、李全伟、杨一江、黄兴球、陆广平、覃雪源六研究生和我一起写了《雷沛鸿的生平和事业》一书， 1998 年 3 月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 “ 雷沛鸿先生诞辰 110 周年纪念会暨学术讨论会 ” ，成为补充雷沛鸿研究空白的一部学术性人物传记，同时也发展了广西师大历史系研究 20 世纪教育史领域。

　　1998 年我承担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 “ 九五 ” 规划的国家级项目 “ 广西各民族文化传统和当代民族发展 ” 的研究项目，参加这一项目的除我和朱从兵博士外，还有我的研究生周艺（现在师大社科部工作）、何海龙（现在厦门大学读博），以及罗婧、马莉、朱梁凤、张照等十来人。此项结题后，目前正由已调去苏州大学的朱从兵博士联系出版中。通过写作，大大提高了研究的研究能力。如周艺同学 2001 年硕士学位论文就是写该书中的一章，以资料丰富、观点创新、内容深刻而获 “ 五优 ” 的成绩，经过外聘专家的评审，获得广西师大优秀硕士学位论文的称号。

　　2000 年，经过梁宏校长特批，我主持承担了 “ 中国少数民族宗法制度研究 ” 这一广西师大 “ 十五 ” 重点项目，也是国家教委重点项目的后续项目的研究工作。这一项目由我和唐仁郭、陈雄章两位中青年教授共同负责，参加研究写作有已毕业和在读的研究生何海龙、黄鹏、梁宝渭、唐仲春、姜振飞、颜小华、刘琼芳、周艺、李林凤等十来人， 2002 在读研究生周艺（桂林籍）、石丽， 2000 级本科生张飞凤等同学的研究成果也被收纳在内。该书 60 多万字，将于近年隆重推出。通过导师指导研究生写作，师生一起研究，锻炼和培养了研究生、本科生的研究能力，如姜振飞、颜小华以优异成绩 2003 年考为南京大学和暨南大学博士生。

　　另外，我还结合党的中心工作，组织研究生进行学术研究。如今年 5 月，桂林市社科联特邀我去开会，约我组织研究撰写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文章，我除了自己撰写外，还组织五位研究生同学写作。现我和一位研究生的论文已由市社科联上送自治区；另一篇我和研究生合作的论文，即将在桂林市委党校学报发表。通过这些活动，不仅培养了研究生的研究能力，也提高了他们的政治觉悟和爱国主义感情。

　　当前社会上存在着某些不正之风，如抄袭拼凑、争名夺利等腐朽风气在高等学校中也多有反映。正是在师生共同的研究工作中，我言传身教地培养了学生良好的治学风范。 1989 年出版了《周代宗法制度研究》一书，尽管我 60 年代的研究生导师早已于 1986 年去世，但我出于对导师的感情，在 “ 序 ” 中特点写明了导师当年对指导的功劳，以不忘导师之恩，同时写明了我的学生李向平、梁颖两人写作中的贡献，以尊重自己学生的劳动。在《广西各民族宗法制度研究》、雷沛鸿的生平和事业》、《中国少数民族宗法制度研究》等书中，因为是集体著作，虽然我是负责人、主持人，但我决不列我一人之名，而是把所有作者的名字，按贡献大小，并列于封面或内封上，同时注明每人写了哪一章；获得的稿费也由字数分配，以尊重他们的劳动。同时我一再告诉他们：学术研究不是私产，师生的研究有互相承续的关系。学生的研究离不开老师的指导培养；老师的研究也得到学生的启发帮助。双方应尊师爱生，互相尊重，共同推动学术研究的进步，至今我培养了 43 名硕士研究生，他们工作后表现都很好，从未发生过抄袭和师生关系不好的情况。

　　多位校领导希望我为广西师大的教学和研究生培养以及社会科学研究继续作出贡献。我在社会文化与旅游学院最近一次座谈会上也说：我将尽一位共产党员和老盖世的职责，努力支持校、院领导的工作，并对需要我帮助的研究生和青年教师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这就是我的志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