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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是文学，又不只是文学。在中国，恐怕再也没有第二部文学作品能像《诗经》这部
最早的诗歌总集那样，一开始就作为配合礼仪的乐歌倍受推崇，转而又作为上流社会往来交
际“赋诗言志”的特殊材料广被吟诵，竟至于被孔老夫子认为“不学诗”便“无以言”；汉
代以降，《诗经》更荣登“五经”宝座，让历代学子自幼苦读，皓首穷究了将近两千年。很
显然，在这些旨在隆礼、达意特别是通经入仕的功利行为驱动下，《诗经》实际上不仅仅会
以诗歌特有的审美韵味感动着人们，而且也会将它特有的文化品格溶入了每个吟诵者、阅读
者的心灵，使之由文学的领域辐射到文化的各个层面。于是，《诗经》独特的文学个性和文
化精神便潜移默化地成为中国文化肌体的有机部分，并通过文化本身的内在传承机制浸淫漫
衍，历久遗响，以至于仍“参与”着当今的生活。
因此说，《诗经》更是一个文化现象。
然而我们知道，在过去传统经学那里，《诗经》是被尊为经典而受到诚惶诚恐地诵读的，结
果有关它的著述虽浩如烟海，但终不离解经释义。“五四”以来，在学术前辈艰辛地清理了
千百年堆积在它身上的厚重的经注瓦砾之后，《诗经》逐渐被作为文学作品来解读，于是便
出现了《诗经》选注、选译、全译注、鉴赏集等纷纷涌出的煌然大观。这种文学性的解读，
既让人们从中获得不尽的审美享受，也使人们从中了解到丰富的历史生活知识。在此基础上
，随着近年来学术视野的不断拓展，特别随着文化研究在各学科领域的辐射与深化，人们实
际上早就在呼唤着这样一种新的研究方向，即将《诗经》置于更为广博深厚的文化“本土”
中，加以系统地、全方位地理性审视和把握，以重视它文学的和文化的整体意义。现在，我
们在新近出版的一本书中终于看到了这样一种研究。这本书就是由中国诗经学会推出的《中
国诗经文库》中廖群女士的专著《诗经与中国文化》。先不论该书在文化的观照中会为《诗
经》研究带来哪些新的收获，单就这样一种立足于文学与文化之间远眺沉思的专著的问世本
身，便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
正如《诗经与中国文化》的书题所昭示的，这部专著的一个突出特点便是它为自己所确定的
宏观的视野、体系化的构架和全方位的学术追求。我们看到，该专著始终立足于《诗经》作
为文学作品与中国文化方方面面的纵横关系之间，这也就体现了该书“引言”中所指出的，
其宗旨便是力图“剖析《诗经》之为《诗经》所赖以产生的文化土壤，进而探讨在特定文化
土壤中长成的《诗经》对后代文化的影响所在”。归结起来，这实际上便是相互关联的两大
话题，即“中国文化与《诗经》”和“《诗经》与中国文化”。很显然，诚如作者所说，这
是具有“某种逻辑递进层次的两条思路”；而该书分为上、下两篇，也正好在体制形式上落
实了这样密切关联着的两个基本思路。因此，这部专著的首要意义便表现在这种置根于文化
大背景中极目远眺、周流上下而又结构完备的广泛涉猎之中，也显示了作者肯下功夫去挑战
这一具有大涵盖面课题的胆识和勇气。
围绕着《诗经》与中国文化的横向关系，作者不仅从根基上探讨了殷周文化的因革异同以及
周代礼乐文化对《诗经》文化品性的孕育培养，论述了《诗经》特有的阐释过程所给予《诗
经》本文意义的重新铸造，而且又以此为基点，分别将理性的触角伸向《诗经》内涵与中国
传统文化的一系列范畴——诸如人生价值、两性心理、思维偏向、人格理想、审美趣尚、艺
术观念和形式等等的关联之中，精心清理其脉络，解说其义趣。同时，这种讨论、清理和解
说又并非静态的抽象归纳，而是始终把这些问题作为动态的历史文化现象来予以纵向观照和
披览，做到溯源探流，在历史的演变形式中进行考察和描述。应当说，这种在大文化视野中
纵横交错、动静结合的把握与叙述方式，在《诗经》研究中是独树一帜的。它让人们的阅读
活动置身于中国几千年文化发展的广阔天地和历史长河之中，通过文化认识《诗经》，也通
过《诗经》认识文化。
当然，宏观把握并不等于博涉泛论，而更在于以广远的历史文化背景和流程为依托，对对象
的具体问题给予准确的内涵把握和理性定位。所以，《诗经与中国文化》一书的又一个鲜明
特色，便是在把《诗经》置于文化审视的框架中后，并没有停留于面面俱到的一般陈述上，
而是借助于史料爬梳和理论驾驭的功夫，对一些有代表性的概念、命题、现象做了深入细密
的思考和辨析，从而获得了许多新的独到的见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些新识独见的获得
仍然依据的是大的文化系统这一新领域和新视角。依据着这样的大领域、大视角，便不必刻
意地去猎奇玄思，也无须回避所谓陈旧的话题，甚至还可以对于那些似已不可置疑的定论加
以重新检视与反思。显然作者怀有这样一种信念，即只要把具体的问题放到文化系统中重新
定位，并立足于理论高度予以界说，就能获得独特的、具有开拓意义的新见解。比如对于《
诗经》有无“史诗”这一讨论了几十年的老问题，作者依据《诗经》乃至整个中国古典诗歌
偏于主观抒情的总体特征，又对“史诗”这一概念进行了发生学、语义学等方面的考索厘定
，然后再来具体辨析《诗经·大雅》中《生民》、《公刘》等几篇素被称作“史诗”的作品
，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一方面承认这几篇作品确有某种程度的“史”的因素，一方面又敏锐
地捕捉到了它们重在感戴礼颂而非摹仿再现的基本特征，从而顺理成章地赋予它们以“颂史
诗”这一全新的概念(名称)。
与此相关的是作者对于《诗经》所谓现实主义艺术问题的重新审辨。同样是基于对中国古典
诗歌偏于抒情的总体认识，作者辨析了现实主义理论的内在涵义，发现《诗经》因重在感事
而发而缺少现实主义所要求的情节事实，从而得出了与几十年定说不同的结论。
再比如关于《诗经》这部古老歌集与史前文化的联系这一近年来的热门话题，作者通过对其
中几组习用的意象群的层层探源，确立了它们与史前文化的脐带关系，同时又仍牢牢把握住
《诗经》与具有鲜明人文特征的周文化的历史因缘，从而揭示出这些意象群作为史前文化的
凝结而生发出的新的讴歌功能。这也是具有独立的创见意义的。
他如《诗经》阐释的三部曲、《风》诗情歌主题在后代文人作品及民歌中的不同回应、“玉
”文化品性的历史形成与“君子”人格、《诗经》歌乐形式与诗词格律的呼应嬗变等等，则
本身就是一些崭新的话题。作者对它们所逐一作出的考证、分析和概括，也都给人以新的启
示。
总之，作者在确立宏观构思的时候，高视而不浮躁，创新而不标新，沉思默想，详实求证，
从而显示出了严谨而扎实的治学态度。
该书再一个值得一提的鲜明特点是研究方法的运用。由于文学与文化之间的联结点是多角度
、多层次的，因而该课题对研究方法的需求也自然是多种类、多方面的。作者显然对这一点
了然于心，故其研究不拘泥于单一的传统方法，不固守一种理论模式；针对不同问题，具体
而灵活地运用不同门类的研究思路和途径，显得变通自如，无滞无隔。诸如利用史学、考古
学、文字学、哲学等等方法把握殷周文化；借鉴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等方法探讨《诗经》与
史前文化的关系；利用阐释学理出《诗经》诞生后被阐释的三个阶段以及这些阐释对《诗经
》文本的影响；借助心理学探讨两性关系在《诗经》及后代诗作中的表现状态和心理根源；
运用文艺理论把握中国文学的艺术趣尚；借助美学、伦理学等辨识中国文化的内在品性等
等，都可以说是一些很有益的尝试。
当然，“诗经与中国文化”毕竟是一个很大的题目。这部专著也还有一些未曾专门涉猎或未
及深入下去的内容，诸如《诗经》与后世经学、科举、风土民俗的瓜葛等等皆属此类。我们
本不该苛求一部专著去解决所有的问题，但在这里还是希望作者能将该课题的研究继续推向
深入。
廖群女士作为一位女性学者，其宏观的视野和理性思辨的特点可谓不让须眉，而其著述行文
中又时露细腻的体味和形象的描述，比如把《诗经》的总体风格比作“规矩懂事的少年人生
”，把其中某些越礼的成分说成“本就不大的孩子”，“总难免有些任性的时候”，等等，
这又明显刻下了女性化特征。作为一部学术著作，由这一特征而产生的阅读上的赏心悦目，
大约也该视为它的一个特色吧。
交融与互动
交融与互动
——文学人类学学术研讨会述评
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 李文睿
1997年11月中旬，在南国美丽的城市厦门，来自全国各地的四十几位比较文学研究者和人类
学者召开了中国首届文学人类学研讨会，围绕文学人类学这一新兴的交叉学科，学者们展开
了热烈讨论，尽管见解不同，但都本着交融与互动的愿望，互相借鉴与激发，寻求将文学人
类学作为一种新的知识体系。
进入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科学与此前的十年形成了很大差异，学者们纷纷摆脱西方现代
化的历史框架来讨论中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伴随着对西方理论的冷静思考和学术界“后
殖民主义”、
“后现代主义”、“后东方主义”等思潮的引入，学者们提出了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化”
，更进而不约而同地从认识论上对西方霸权提出了质疑。在此一背景下，文学和人类学这两
门学科寻求交融与互动就不足为奇了。
文学和人类学这两门学科，经过漫长的学科发展后，特别是作为西方引入的学科，在中国经
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后，在9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普遍地反思和批判背景下，都面临着理论、方
法上的困境，学者们都试图寻求突破，例如在这次研讨会上，刘毓庆先生和梅新林先生以及
其他学者都提到了这一点，代表了文学研究者的看法。刘毓庆先生说，面临研究古典文学中
的痛苦，希望借助人类学研究成果来解决古典文学中的问题；曹顺庆先生认为这个会就是在
摸着石头过河的困惑中，寻求学科理论，建立新学科的基本特点，梅新林先生则更直接地说
出了这种摆脱困境的企图，他认为从文化学、人类学的角度来研究文学，是出于对古典文学
研究的痛苦，从古典文学来解释比较文学是很难达到深度，也很难有出路的。而与会的人类
学研究者也道出了自身交融与互动的愿望，例如周凯模女士就说如果文学研究者引入人类学
的概念成果后，将在文学领域中无疑取得广泛而巨大的收获；庄孔韶先生也认为，人类学家
在做田野工作时，除了科学的、实证的论文外，仍有不少受论文格式、科学性等要求限制，
而被
删掉的活生生的feeling性质的知识，也有一些属于难以用文字清晰表达的材料，因而从人
类学家的角度来看，为了“不浪费”，不使田野工作点上的全部信息受伤和不完全，人类学
者确实应该注意文学与人类学这两个学科的交汇与交流；邓启耀先生也在提交的论文中认为
，人类学和文学，无论怎样定义和交叉嫁接，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帮助我们了解人们自身
，了解多种存在状态下的人以及人们创造的文化。邓启耀先生还提到人类学应该避免毫无生
气的表述方式和文体，在人类学文章中多一点创意和感觉，把做干了的学问重新做出血和肉
来，寻求文学语言思维规则与人类学研究方法的有机结合。
其实，文学与人类学这两门学科的交融与互动，在这次研讨会前双方学者都已在实际的学术
实践中付诸实行，使这次研讨会有了坚实的基础，例如叶舒宪、肖兵、徐新建先生所写的大
量著作、文章，他们认为自己所做的文学研究上时间与空间两个向度的人类学意义的拓展，
来源于本世纪20～30年代的茅盾、闻一多、郑振铎的发端，更借用了人类学的视角和研究态
度；而庄孔韶先生则认为人类学家早在本世纪早期，就用严格的论文形式以外的作品表达人
类学知识，例如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并不是一个标准的论文，林耀华先生的《金翼》
更完全是用小说的形式写的，只不过是在小说结尾的最后一章有一个学术上的小结而已，而
现在的西方人类学界既有所谓的“民族诗学”，也有对于人的社会文化中不清晰的那部分或
者直觉、隐喻的东西用诗的形式来表达，前者即所谓“民族诗学”是指从某些族群的带有诗
意的“顺口溜”、谚语、口头文学、叙事诗，甚至巫师所念的咒语中去发现该族群的文化特
征；而后者在人类学家的范围内甚至有了自己的地盘，并在1993年出版有《人类学诗论》，
人
类学家写诗和比较文学研究者一样比较侧重比较文化、比较文学的角度，庄孔韶先生自己也
曾尝试过用诗、小说等形式来表达人类学知识，而他认为文学形式的人类学作品无论在中国
还是世界上，都会成为与影视人类学相对的一种人类学的表述形式，以补充完全科学、实证
的学术论文。
正如大会顾问乐黛云教授所说，人类学家和比较文学家在这些方面所做的努力，实际上代表
了中国学术界未来的发展方向。
最后人类学者和比较文学学者在相互交流和借鉴的基础上，各自提出了对文学人类学的界定
。
台湾著名人类学家李亦园先生的话代表了人类学者对文学人类学的看法，人类学的著作用比
较严格的语言、比较多的表格、数字来表达科学事实，但用文学的语言把关于人类
学知识加以通俗化，也同样非常重要，他认为文学人类学的研究应包括下面六个方面，(一)
传统人类学对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的研究；(二)推出的文化展演(performance)的研究；(三)
人类学作品的文学化研究；(四)和文学形式的人类学为一对的影视表现的研究；(五)古典文
学的人类学诠释；(六)文学作品的人类学化。
而乐黛云教授却把文学人类学归纳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文学人类学是用人类学的方法
解决文学本身的问题；(二)文学人类学是用文学形式来表达人类学的思想；(三)文学人类学
是人类学和文学的一种互动；(四)文学人类学是把文学作为一种人类存在的方式进行研究；
(五)文学人类学就是要从人类学来论证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六)文学人类学就是要通过文
学的基本形式来搜集或探索人类共同的东西，或者说是人类学和文学可以共享的一些材料和
知识；(七)文学人类学就是要用人类学的全人类的角度来观照文学，来还原世界的多元；(
八)文学人类学是用人类学的理论、方法研究以文学为中心的文化现象。可以看出乐教授的
归纳总结中，也带有明显的比较文学的痕迹。
尽管人类学者和文学研究者对文学人类学的界定，有着不尽相同的看法，但相互之间的借鉴
和交融也显而易见，并且相互之间都认为文学人类学不应有太多的界定，而应各自基于自己
不同的学术背景、知识体系，多做出一些成果来，以利于建立一种真正的学科知识体系。当
然我们也应看到文学和人类学这两门学科之所以寻求交融与互动，除了学理上摆脱理论困境
的需要、以及建立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的需要外，不要忘记正如彭兆荣先生所说“不管
你愿意与否，‘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正漫步于所有讨论之中”，我们知道西方后
现代主义拒绝承认现有学科和哲学、社会理论、经济学、文学之间的界限，并要造成一种新
的超学科话语和所谓开放的社会科学体系；而且我们无法否认上述的后现代、后结构理论，
对于上述两门学科的冲击，比较文学不敢多说，至少人类学中出现了后现代主义的人类学理
论
方法，诸如实验民族志、反思人类学，从认识论上对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提出了质疑，因而我
们可以说正是在这样一个新的共同的理论背景下文学和人类学者才会走到一起追求共同的学
术目标，体现打通学科界限的新的知识体系。
文学研究者和人类学者敏感于世纪末的理论冲击与挑战，基于共同的理论背景，追求共同的
学术目标，在厦门召开了中国首届文学人类学研讨会，表明了他们勇于理论挑战和更新知识
体系的勇气，除了钦佩，我们更应看到这样的挑战会带来学科和学术的发展。
第三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综述
第三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综述
广西梧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罗鸣放
第三届《诗经》国际研讨会于1997年8月4日至10日在广西桂林召开，来自中国内地、香港特
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以及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的专家学者近300人参加了这次盛会。提
交会议的论文103篇、论著5部，充分展示了近两年来《诗经》研究的丰硕成果。现将会议论
文分类述评如下。
一、孔子及儒家与《诗经》的关系研究
孔子及儒家与《诗经》的关系，历来受到《诗》学研究者的关注。本次会议有8篇论文对此
进行探讨。陈新雄的《孔子与〈诗经〉》、顾易生的《孔子诗话例释》、李蹊的《〈诗经〉
在孔子仁学建构中的作用》、文幸福的《孔子诗学述微》等文章，围绕孔子对《诗经》
的认识及孔子借助《诗经》建构儒学思想体系以及孔子的审美观念展开论析。他们认为，孔
子把《诗经》看成是“王教之典籍”，目的在于“明教化”，以“礼”的标准衡量评价诗歌
内容，以《诗》作为传播仁爱精神的载体，并以“守正折中、对立统一”的方式达到美感的
和谐。
值得一提的是汪裕民的《论儒家对〈诗〉的心理重构》和朱一清、许圣的《孔子〈诗〉论产
生的文化背景初探》两篇文章。汪文借鉴格式塔心理学分析儒家《诗》学的生成过程与生成
方式，文章指出，以实践理性为主要性格特征的儒家在对《诗》的观照中，在内在心理动力
的作用下产生了对《诗》进行改造、重构的欲望和需要。其依据自己的标准，或者放大、扩
展《诗》中可为己用的特点，或者取消或无视与己不符的特点，从整体到局部，全方位、多
层次进行补充和“完善”诗文本，将内容丰富、主题各异、未必尽符儒家心意的《诗》阐释
成了儒家理想化的经典。儒家重构《诗》的重要方式是将文本与其原背景剥离，而且在此基
础上附加新背景，再建构文本与背景的新关系。汪文的论析较有新意，对儒家《诗》学的认
识给人们提供了帮助。
朱、许两人的文章则把孔子的《诗》论放在商周社会文化的大背景下考察，认为《雅》《颂
》诗参与塑造了社会精英文化品格，吸引着《国风》等民间诗歌通过“采诗”途径进入上层
社会，通过礼乐文化的熏陶，最终成为礼乐文化的一部分。这种文化的演进过程，使崇尚西
周盛世文化的孔子无可回避地接受了传统文化的濡化，从而完成了对其性格的育化过程。孔
子只能从这种文化气质的理想人格出发去谈论《诗》。孔子的“思无邪”等《诗》学命题，
无疑也受到这一背景的影响。朱、许的研究视角给人以启发，因为任何诗论的形成，都不能
脱离当时所处的历史文化背景，不把握好这一关键问题，就不能从根本上理解孔子《诗》论
的丰富内涵。
二、关于“六诗”及《诗序》
“六诗”和《诗序》是《诗经》研究中长期有争议的问题之一。“六诗”争论，主要是在它
的概念含义和作用；关于《诗序》的分歧则是它的产生时间及作者。讨论“六诗”的论文有
7篇。胡咏超的《周礼六诗——风赋比与兴雅颂解诂》一文从音乐的角度，辨析“六诗”和
“六义”的差异，认为前者是“以声为用”，后者是“以意为说”。朱渊清的《六诗论》探
讨“六诗”到“六义”概念含义的转化过程，认为“六诗”本是歌乐的六种表述方式，当口
头传唱的歌乐发展为文本的“诗”以后，“其原始的功能却丧失了”，赋比兴发展为文辞的
修辞手法，风雅颂则变成《诗》的内容类别。
日本的栗原圭介先生的《论〈风〉的概念形成及其理念意向》一文，认为“风”的形成背景
发端于尧舜，成于文王之化，所表现的理念，是圣贤们的理想政治。庄严的《〈诗经〉赋比
兴新论》一文，从文化人类学角度进行论析，认为“风、雅、颂”代表三类不同的文化，这
又是周代继承和发展夏、商文化，并与周边以族为本的各邦国、各地域文化，不断接触、冲
突、协调、整合的集中体现。这些文章的探索，虽非属“六诗”概念的本义挖掘，但从引申
含义的角度去理解，亦是有积极意义的。
关于《诗序》的探索，冯浩菲的《论〈毛诗序〉的形成及其作者》和林庆彰的《民国初年的
反〈诗序〉运动》两篇文章引起了与会代表的注意。冯文对历代学者关于《毛诗序》形成的
时间及作者的14种主要看法进行了概括分析。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历代学者的论争，实际上成
了尊《序》与攻《序》者的主要分歧点。文章通过七个方面的论析指出，《序》创自何人虽
难论断，但成于毛亨之前是可以认定的，宋儒所言“汉世文字未有引《诗序》者”的说法是
错误的。作者勇于就历史上纠缠不清的《诗》学遗留问题，发表一家之言，从理论和实例上
去认识《序》成于何时的难题，其胆识是可敬的。林文对民国初年的反《诗经》运动的起源
、内涵及影响，作了深入的分析，以此探讨民国初年《诗经》研究的发展趋势。文章认为，
《诗序》从汉代起，以教化的观点来释《诗》的权威建立，在宋明时代被废去，清中叶重新
被推尊，清末以后，又逐渐被废去。两千多年间，历经两次废立，这是各种古代典籍中所未
曾有的现象。《诗序》在宋代被废的原因和后续发展，前人研究很多。有关民国初年的反《
诗序》运动，尚未有人进行研究，这是值得当今《诗》学研究者注意的。林先生的文章开拓
了《诗》学研究的新领域。
三、研究观念及方法的探讨
我国古代的《诗经》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后人所借鉴。古代学者的研究方法，也引
起了当今学者的极大关注。这也是本次会议论文中的一个热门话题。有关的论文达23篇之多
，占论文总数的22%强。
两汉到魏晋南北朝论《诗》，观念是从经学实用价值转向文学创作审美的认识上，董治安的
《两汉〈诗〉学史札记三则》一文认为，汉儒治诗，一是以《诗》为经，二是以《诗经》的
标尺去评价其他创作，“以诗观骚”，表现他们特定的《诗》学批评观。胡大雷的《西晋“
补亡诗”简述》一文指出，西晋束皙的《补亡诗》六首，基本上是繁衍《诗序》所述，只求
《诗序》之义表达得更明确。张启成的《谈魏晋南北朝诗学观的新突破》一文，认为这一时
期的文学批评家论《诗》，重点是把“诗言志”的观念转化到“诗缘情”上。方铭的《〈
文心雕龙〉之〈诗经〉学》一文还指出，刘勰的《文心雕龙》论《诗》，是从创作倾向到艺
术表现形式以及审美角度去剖析，他肯定《诗经》批判现实的品格，用“风骨”来概括《诗
经》的美学价值，为后世从文学的角度研究《诗经》奠定了基础。
宋人治《诗》，打破唐人“疏不破注”的原则，对传统旧说进行质疑辩惑。或注重实证，或
以“人情”解诗，恢复《诗经》的文学性质，从根本上推翻汉儒对《诗》的曲解，开始重新
认识中国诗歌传统。张祝平的《洪容斋(洪迈)〈诗〉说评议》一文认为，洪氏治《诗》坚持
“自信笃而不诡随”的态度，运用语言工具，从《诗》的文本中去证古今释《诗》之失，卓
有成效。褚斌杰、常森的《朱子〈诗〉学特征论略》一文指出，朱熹说《诗》的特征在于：
一是强调读《诗》的独立感受，力图从文学角度论《诗》；二是抛弃汉儒以“美刺”说《诗
》的旧习，赋予《诗》以更完备的“治心养性”的功能。张瑞君的《宋诗话〈诗经〉论探析
》一文，认为宋诗话对《诗经》不是着力于具体诗篇的阐释，而重在抒一诗之见，不着力于
《诗经》本身，而是更多地从后世承传角度上去研究。
明清时代论《诗》主要是从经学角度去进行，注重考证训释。蒋秋华的《郝敬的〈诗经〉学
》一文，认为郝氏的《诗》学观是循孔孟、重《诗序》，驳朱《传》。王学泰的《明代诗学
伪作与〈鲁诗世学〉》一文，指出丰氏解《诗》重经轻文，从文学角度看，其阐释《诗》是
一个倒退。蒋立甫的《戴震〈诗经〉研究的贡献》一文认为，戴氏治《诗》的态度是“不以
人蔽己，不以己自蔽”，释《诗》是“毛序”“朱说”兼采，“惟求其是”，重考据，反对
“缘词生训”，其治《诗》之法，值得后世重视。郭全芝的《胡承珙和他的〈毛诗后笺〉》
一文，认为胡氏解《诗》本着“信传不如信经”的立场进行，凡《毛传》与《诗》意不合之
处，则予以纠误，故其训释比较客观公允。
现代学者论《诗》治《诗》，从历史学、民俗学、训诂学的角度进行研究，有新的开拓。杨
林的《论闻一多的〈诗经〉研究》一文指出，闻氏自觉而广泛地从民俗学的角度释《诗》，
其成就令人瞩目，尽管“一些结论尚值商榷”(作者语)。丁亚杰的《顾颉刚〈诗经〉学研究
方法论》一文认为，顾先生主要是以“歌谣”的观念去研究《诗经》的有关问题，认定《诗
经》是古代歌谣的集成，批评《诗序》“美刺”的说法。他对《诗经》内涵的重新定义，消
除传统经学所建构的观念，是对《诗》学研究的一大贡献。陈文采的《傅斯年的诗经学》一
文指出，傅氏从史料考古的观点出发，加入语言学的归纳分析，在《诗经》研究中别具一格
。
王长华的《论余冠英的〈诗经〉研究》一文，对建国至新时期这一特殊时期内，《诗经》研
究界出现的“余冠英现象”以及由此产生的评价心态予以透视分析，文章认为，余先生从原
诗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着眼，确立自己的研究立场和方向，对旧说加以辨别继承，他对《诗经
》作品的翻译，是在完满保存原诗风味情调上的再创造。尤其是他那谦谨的研究态度值得敬
重，在特殊时期处理政治与学术研究的关系上，坚持自己的学术判断立场，表现出一个真正
学人的品格与风范。林祥征的《夏传才〈诗经〉研究述评》一文认为，夏先生的《诗经》研
究在当代具有突出的贡献，他创造性地揭示了《诗经》研究的发展规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
世
界观和唯物辩证法作为研究的依据，坚持正确的评判原则，从《诗经》实际出发，全方位多
层面进行研究，建构和占据了当代《诗经》学研究的制高点，文章还认为，夏先生对《诗经
》作品的艺术分析，从艺术构思入笔，以精致的微观分析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代表了当
代《诗经》学研究的水平。
宫玉海的《传统〈诗〉学的失误及其历史的终结》、赵永晖的《立体的〈诗〉》、王硕民的
《试析〈诗〉旨研究歧义现象产生的根源》、夏传才的《国外〈诗经〉研究新方法论的得失
》等文章。对今后《诗经》学研究如何进行提出了看法，他们指出，“诗无达诂”的现状已
不适应当代《诗》学发展的需要，亟待改革。《诗》学研究的出路应在于树立辩证唯物的史
学观和文学观，从语言文字入手，利用综合研究的成果来作“新证”，力求避免主观臆断，
从文学阐释角度出发，运用综合、比较的研究方法去解决问题。夏先生的文章还指出，任何
有科学价值的方法论，都是人类思维科学和有关学科发展的成果。各种方法论都有一定的研
究范围，有其所长和所短。世界各国的学术研究，历来是互相影响、渗透，在前进中融汇，
《诗经》学研究也不例外。21世纪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是多元的，《诗经》研究的方法论
，也应该是多元的，互相促进、取长补短、百家争鸣，把研究提高到新的水平。
上述文章对前人治《诗》态度和方法的总结是非常必要的，我们借此可以了解到《诗》学研
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运动轨迹，推陈出新。在治《诗》的观念和方法上，应本着三个结合
原则进行：一是古今结合原则，即辩证唯物地看待历史上的研究成果，注意处理好时代政治
与学术研究的关系；看重当今科学考古的成果，由此去把握好《诗经》产生时代的社会文化
背景。二是中外结合原则，把《诗经》研究融入世界学术研究的大潮中，借助目前世界上可
行的先进科学方法论，在综合的比较分析中去探索《诗经》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丰富内涵。
三是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结合原则，从《诗经》文本实际出发，通过诗中的语言物象分析，
理出古代人们的社会生活观念，由此看出当今人们对传统观念的继承和发展。
四、《诗经》的文化品格探索
在当今世界文化研究热潮的推动下，《诗经》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性典籍，其蕴含的文化品
格，也成为学者深入发掘的重要课题。会议论文共有17篇涉及。
王洲明的《论〈诗经〉的文化品格及原型意义》、李玉梅的《〈诗经〉所透视的中国文化精
神》、张树波的《〈诗经〉研究：一项开发文化资源的重要事业》三篇文章，就《诗经》所
体现的文化精神及现实意义作了阐述。王文指出《诗经》充满着人文精神，是周代高度礼乐
文明的产物，表现出一种和谐统一的美学风格。它的文化品格不能简单地用“现实主义”或
“浪漫主义”来界定，它对周代发生的许多事情及关系的价值评判，对后世社会产生了重要
的影响。李文认为，《诗经》被视为正统文学的原因，实是一种社会实际应用的需求而产生
的。张文也认为，《诗经》的文化资源性质和研究开发品格，有助于当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建设的需要。这些文章的探索都具有积极意义。
华锋的《论〈诗经〉的道德意识》、吴全兰的《从〈雅〉〈颂〉看周代贵族的“德”的观念
》、吕菊的《〈诗经〉中周代贵族的理想形象》三篇文章，就《诗经》所体现的文化道德观
念立论。他们认为，以“孝”“悌”为核心的伦理道德意识，以善美、情操、平和为核心的
人格道德意识，以敬天臯祖、忠君爱国为核心的宗国道德意识，组成了周人道德意识的基本
框架，周人以此为标准去衡量和评价当时发生的事情及发生的种种社会活动关系。商周两代
，主
导的伦理观念是重德修身。周代贵族提倡的“德”，是以维护国家利益、顺应民心民意为标
准的，人们也以此去塑造贵族的理想形象。这些文章的认识，基本上是符合《诗经》的实际
的。
徐儒宗的《〈诗经〉情诗的婚爱观》、周东晖的《〈小雅〉婚恋诗探》两篇文章，从不同的
角度探索当时人们的婚恋观，却得出相同的结论：《诗经》表现的婚恋观，是以追求恋爱自
由、互相忠贞专一的思想为主导的，虽然具体作品有所侧重，就本质而言，两者是统一的。
王国璎则就《诗经》情诗表现的另一侧面——弃妇诗，加以深入的挖掘。其《〈诗经〉中弃
妇诗解读纷歧试探》一文认为，《诗经》中的弃妇诗，不是单纯描写弃妇的本体心境，而是
诗人借“见弃之母题”，抒发个人的情怀，以解自己生命中的郁结。
意象作为文化品格表现的一种方式，在《诗经》作品中大量出现，其内在的含义，也是学者
探索的对象。刘怀荣的《〈诗经〉中水的象征意义与文化原型》、周延良的《〈诗经〉雁意
象的民族文化心理及文学递变》、刘毓庆的《〈国风〉中鸟类意象研究》三篇文章对此进行
探讨。尤以刘文的论析较为精当，他指出，《诗经》中鸟类意象，与远古的鸟占习俗有关，
将鸟认作神秘信息的载体，是带有世界性的一种原始观念，这种信仰与观念，影响人们对外
在事物的认识、判断和生活情绪，从而以象征隐喻的形式携带着人生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
，这就在《诗经》中构成一个特定的“意义世界”。刘文将《诗经》中的鸟意象放大来透视
研究的方式，为人们破解《诗经》中的其他意象含义，极有启发帮助。此外，还有些学者从
语言文化角度入手研究《诗经》，如向熹、封家骞等人的文章认为，《诗经》内部具有语言
的同质性，是按雅言的标准来规范作品的。一些学者则从艺术价值和文化承传演变的角度去
研究，如周满江的《〈诗经〉二雅的艺术价值》、王占威的《〈诗经〉哲理美》、姚小鸥的
《〈商颂〉与殷周两代礼乐文化的传承与嬗变》等。总而言之，《诗经》作为先秦时期的文
学代表，其文化品格的蕴含是极为广泛的，对这些蕴含展开全方位的研究探索，将加深人们
对中国古代社会各方面的认识，寻求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的根源所在。
五、《诗经》的比较研究及传播影响
《诗经》的比较研究在本世纪80年代初开始兴起。这方面提交会议的论文有《〈易〉〈诗〉
比较论》和《〈易〉〈诗〉互考》两篇文章，它们从《易》《诗》各自表现的倾向性进行分
析，认为两者在内容上存在互补的必然联系，同是儒家理论构成的起点和经典。《易》是中
华民族“理”的源头，是散文形式的哲理篇章，语言形式古朴简奥；《诗》是中华民族“诗
”的滥觞，是韵文体裁的文学作品，语言形式繁富丰盛。作为哲学概括总结，《易》理多从
《诗》意中得出。
《诗经》无论是作为“经”，还是作为文学作品，在国内外都有悠久的传播和影响历史。提
交会议的论文中有8篇就此进行了阐述。赵红玲的《〈诗经〉对屈原的创作影响》、王巍的
《〈诗经〉在建安时期的传播和影响》、张可礼的《汉末两晋的〈诗经〉画》、马凤程的《
元明戏曲与〈诗经〉传统》、黎远芳的《〈诗经〉与精神文明》等文，分别论述了《诗经》
在中国历史上有关时期的影响。总体来看，其影响主要有几个方面：一是道德观念的。黎文
在探讨《诗经》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上认为，《诗经》所体现的爱国主义思想、艰苦创业
的精神，歌颂幸福和睦和抨击荒淫腐败的道德风尚，对当前深入开展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
设有借鉴的作用。二是文学创作的。赵文认为，《雅》诗中表现忠贞耿介之士对昏君佞臣的
怨愤、憎恨以及对社稷存亡的担心和焦虑，为屈原骚赋创作奠定了基调。马文则认为，元明
的爱情婚姻戏与“国风”中的爱情诗，有不可分割的继承和发展关系。三是文学创作的衡量
标尺。王文指出，汉儒“以诗观骚”，“三曹”则把“风”“雅”作为衡量民间歌谣的重要
标准，影响作家创作的审美情趣。此外，张可礼的文章还揭示了《诗经》在汉末西晋传播的
新途径，他认为，《诗经》画在这时期出现，使《诗》的传播不再局限师承和文本，不再受
烦琐章句的束缚，从而开拓了《诗》的传播方式，也有利于扩大《诗》的传播范围。
王晓平的《〈诗经〉与〈诗经〉研究之于亚洲汉文学》和王丽娜的《国外汉学家〈诗经〉研
究论著》两篇文章，介绍和评价了《诗经》在世界的影响。王晓平的文章指出，《诗经》的
文学精神具有跨文化的意义，在亚洲的一些国家，不仅作为应试教育的内容，还渗入到民族
诗歌理论的创立过程之中，作为说明诗歌本质的典范，其创作方法也被当作一种创作态度或
艺术精神的原点来加以颂扬。王丽娜的文章，则对日、韩、新加坡、欧美等汉学家的《诗
经》研究论著的内容及观点，一一作出提要，建立起海内外《诗经》学者研究联系的桥梁，
也为《诗》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参考资料，这是极有意义的。
六、《诗》旨研究及作品、作者新解
与会的部分论文，对《诗经》的一些具体作品旨意进行了探讨，如韩国文铃兰的《〈邶风·
简兮〉篇的主题探讨》、黄彦的《〈郑风〉二题》。前者认为，《简兮》之意在于说明诗人
的不得志，借以讽刺诗人所处的现实社会，因而不是赞美的作品。后者认为，《将仲子》是
情诗无疑，但没有“反封建礼教”的内容。这些观点，也活跃了《诗经》研究争鸣的气氛。
赵逵夫、方正己的论文对《诗经》作品的作者进行考论。赵文《芮良夫与〈桑柔〉》认定芮
良夫为《桑柔》的作者，在厉王朝时，与召伯虎同为政治家兼诗人，其生平对后来的屈原很
有影响。方文《为中国第一大诗人姬旦正名》指出，周公存在是一个历史事实，《诗经》的
部分作品即出自他的创作。方文所论，其价值所在亦是显而易见的。
廖群的《〈诗经〉有无代言体》一文，还就《诗经》有无代言体和《诗经》作品的创作年代
进行辨析和界定。她指出，《诗经》除《颂》有部分出自乐师而代周王所作的祭诗属于代言
外，绝大部分初始创作非代言诗，诗作产生后则又往往以代言形式进行歌唱。此外，还有一
些论文对《诗经》作品产生的时间和具体名词进行了考证和解释，提出自己的见解。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此次会议充分体现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和“实事求是”的治学
态度，以及《诗经》研究队伍的不断壮大。尤其是对《诗经》研究方法的重视，逐步显示出
研究者对《诗经》认识的加深。这对《诗经》这一“世界性的文化遗产”的挖掘整理，研究
观念的转变，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和影响，也将给日益走向成熟的《诗经》学研究，增添光
彩夺目的一笔。
编后絮语
编 后 絮 语
带着新春的气息，《东方丛刊》1998年第一辑与广大读者见面了。在这一辑里，我们着重刊
发了一组关于中国古典文学与文化的学术论文作为奉献给读者们的新春贺礼。
本辑在“现代人文科学视野中的中国古代文论”这一栏目中，刊发了几篇具有特色的文章。
面
临着电脑时代的挑战和西方话语对中国文学和文化领域的渗透，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话语
系统成为学者们的共识和关注热点。杨乃乔先生在《后现代性、后殖民性与民族性》一文中
提醒我们注意，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同样是西方话语的组成部分，当我们津津乐道于东
方文化和文艺理论的“后现代”和“后殖民”的先锋性时，我们已经不自觉地陷于被西方话
语后殖民的窘境中了。黄鸣奋先生在《危机与际遇：电脑时代的中国古典文论研究》中将古
典文论研究与当前以电脑技术为代表的高科技发展走向联系起来，文章认为随着20世纪电子
传媒兴盛造成的诗歌艺术、书面艺术和语言艺术的边缘化，古典文论研究面临着相关社会需
求缺乏的困境；但另一方面，高科技的发展也有利于古典文论资料库的建立，信息的及时沟
通和人工智能对古典文论研究经验的总结等。文章将古典文论研究置于现代文化视野中审
视，视角独特，更促使我们思考整个文论话语的现代转型问题。孙立先生则在《如何看待及
救治“失语”》一文中探讨了上个世纪之交中国文学话语转型的前提、原因和特征诸问题，
在新世纪即将到来之际尤有意义。李清良先生的文章也颇有深度，他将孔子言论和思维方式
归纳为“泛应曲当”和“一以贯之”，并指出在这一特点的影响下，中国古代文论往往以理
论上的一以贯之与言说方式上的随事生说相结合，在看似零散的言语表层下隐含着统一的诗
学理论体系。该文澄清了认为中国古代文论缺乏系统性和逻辑性的理论误区。如何保持中国
古典文论的魅力和活力，在全球文化背景下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这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
问题。本栏的几位作者从不同角度做出了自己的回答：只有借鉴西方理论及方法和深入挖掘
中国几千年来的宝贵文化遗产双管齐下，才能建立起独具特色的文学理论话语，以平等的姿
态实现东方与西方的对话。此外，芬兰女学者索·塞尔俄玛还在本栏发表《诗中的山》一文
，她从东西方艺术中自然与人文精神的角度探讨了中国诗与山的关系，对我们了解西方学者
的学术兴趣和学术视野，促进国内外学术交流亦颇有帮助，本刊1998年第三辑拟刊发“境外
学者眼中的中国文学与文化”专题文章，欢迎海内外学人积极支持与回应。
在本辑“东西方文化”栏目中，周裕锴先生的《法眼：理一分殊与出位之思》在发掘第一手
材料的基础上，提出宋代整合会通的文化思潮与当时流行的佛禅思想存在着密切联系的看法
。正是在禅宗强调万法平等、万法归一的思想影响下，才形成宋代理学“理一分殊”的命题
，进而形成当时文人士大夫中把人生与宇宙融为一体，打破文学艺术各门类的界限，强调文
学艺术之间的内在规律，以及宇宙、人生、艺术三者内在共同性的“出位之思”的思潮。19
97年适逢著名教育家、国学大师与诗人冯振先生诞辰100周年，冯先生的高足，古典文学
专家胡光舟教授以生动的文笔和诚挚的感情评介了冯振先生的处世风范、学术造诣和治学特
色，还使我们了解到继承了儒道两家精髓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坚贞、优雅的人格风范和处世
态度，为后辈学人的治学与为人提供了榜样。郑秉谦先生的《东方维纳斯的诞生》一文以优
美流畅
的语言为我们讲述了观音形象的天竺原型及其在传入中国后的演变过程，有助于了解佛教传
入中国后的本土化过程、观音信仰的历史发展轨迹和对中国文学艺术产生的影响，对于研究
中国民间信仰和民众心理也有一定参考价值，是一篇内容充实的文章。“饿死事小，失节事
大”是一句家喻户晓的传统伦理格言，它作为宋明理学的中心命题之一，成为封建伦理道德
的一个核心教条。尽管这一命题曾引起过很多争议，但学界对它的产生背景、深层含义和价
值取向等却缺乏客观的全面阐发。崔际银先生从心理学、社会学、文化传统、社会时代背景
等角度，对这一命题的产生和流布进行了客观分析，并对它在历史上引发的正、负两方面社
会效应作出评价，别有新意，可称为持平之论，值得注意。
在本辑“东方美学”栏目中黄金鹏先生的《宋元绘画略形写意的美学思想》一文运用大量的
画论材料及绘画创作的实践经验，剖析了宋元时期中国画论由重形略神至形神兼备再到略形
写意的演变过程，颇有创获，亦显文心。尤其是他着重指出逸格地位的提高对从形神兼备发
展到略形写意起到关键作用，而逸的提升是由于文人跻身画坛，文学介入绘画，使画论承接
了文学抒情言志的审美趣味，呈现出重形轻意的审美特征，从而对中国绘画史上这一重要转
折过程作出了令人信服的阐发。周然毅先生在《禅宗审美观与中国审美理想的嬗变》一文中
先从心性、涅癩等概念出发建构起禅宗美学体系框架，然后说明它在中国古代审美理想从壮
美到优美，从和谐到崇高的两次重大转折中所起的作用和意义，亦值得一读。李扬先生还为
我们讨论了宋代俳谐词创作所表现的审美态度问题，从中国喜剧文化精神这一角度分析了宋
代俳谐词的演进过程，指出以伦理为本位的文化规范、以谑而不虐为抒情方式的文化需求，
决定了宋代俳谐词的发展取向。
在本辑“东方文库”栏中，李文睿先生向我们介绍了1997年11月在厦门召开的首届文学人类
学
学术研讨会的情况，与会学者一致认为比较文学和古典文学可以借用人类学的视角和研究方
法来深化研究领域，而人类学亦可借用文学语言思维规则和生动的表述方式进行更好的表达
。作为一门新崛起的边缘学科，文学人类学必将对整个文学研究领域产生影响。
当前学术界日趋繁荣，呈现出百花竞放的局面。本刊本着繁荣学术，兼收并蓄的宗旨将认真
组
稿，不断开拓，促进东方文学和东方文化研究的深入。在戊寅年里，我们力争把《东方丛刊
》办得虎虎生气，生面别开，以感谢广大作者、读者的厚爱。
《东方丛刊》编辑部
1998年2月
东方书目(十八)
东方书目(十八)
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 (钱中文 杜书瀛 畅广元主编) 陕西师范大学
出版社 1997年7月第1版 305000字
中国现代文艺思潮史 (吴中杰)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6年12月第1版 276000字
积淀与突破 (陈炎)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年9月第1版
诗经与中国文化 (廖群) (香港)东方红书社 1997年8月第1版 230000字
庄子评传——南华梦觉话逍遥 (汪国栋) 广西教育出版社 1996年11月第1版 1
30000字
中国戏剧美学的文化阐释 (姚文放)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7年1月第1版 34
8000字
海上花开又花落——读解张爱玲 (万燕)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1996年8月第1版
200000字
佛教美学 (祈志祥)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年1月第1版 213000字
《美学意识形态》 (特里·伊格尔顿著 王杰 傅德根 麦永雄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
版社 1997年6月第1版 357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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